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屢屢陷入國家治理困境，典型的頑疾如：少數族裔持續遭受不公平對待、槍支濫用問題嚴重但管制步履維艱、不同社會階層走向割裂和隔絕、普通民眾收入增長停滯，等等。

       盡管美國自身的制度安排和政治邏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自我調適甚至修復，但愈演愈烈的政治極化態勢顯著削弱了這種“治愈”能力。事實上，大部分美國人依然有著強烈穩固的自信乃至傲慢，對國內治理困境的態度主要表現為抱怨、調侃或是無奈，而不是進行深刻反思制度和體系的問題，更不用說向其他國家學習成功經驗。  

       今年3月初，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隆重發布了《全球衛生安全指數排名》，美國以壓倒性的優勢位列世界第一。但如今，新冠疫情在美國全面爆發，美國的新增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累計死亡病例數量始終保持世界第一。這種過度自信認知與慘痛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標志著美國正陷入了一種由非傳統安全引起的全新的治理困境。用網上流行的話來說，世界各國都拿到了一張很難的考卷，但美國卻固執地選擇了避開正確答案。

      作為全球醫療技術最發達、最成熟國家的美國，應對疫情的混亂表現的確令全世界大跌眼鏡。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主要的矛盾焦點竟會集中在了一個個小小的口罩上。特別是聯邦與州、地方之間的抵觸，還有政治考量與公共衛生專業人士意見之間的對弈，幾乎都圍繞戴不戴口罩爭得不可開交。因此，筆者暫且將這種治理困境稱之為“口罩困境”。

     在全球抗疫的初期階段，戴不戴口罩往往被歸納為文化差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非常抗拒口罩，這些國家的輿論普遍認為，不戴口罩是個人自由的象征、戴口罩是病人或者醫生等特殊職業的專利。還有不少人把佩戴口罩上升到“不自由，毋寧死”的價值觀高度，潛意識里是西方文明優越論在作祟。    

     爾后，歐洲國家逐步轉變了態度和做法，口罩之爭從文化和習慣之爭轉化為了制度和治理模式之爭。東亞國家的抗疫成效與世衛組織的長期調研共同證明，佩戴口罩有利于疫情防控。為了防止疫情反彈，德國、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更是在近期強化了強制佩戴口罩的政策措施。但在美國，四個月來，口罩依然處在身份政治和政黨斗爭的劇烈旋渦之中，成為疫情政治化的突出反映，民眾獲得的始終是模棱兩可、自相矛盾的官方表態，美國似乎越來越“罩不住”了。

     由此還產生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況。比如美國最近有人指出，口罩中的金屬條里有5G天線，除了可以被追蹤，還會誘發大腦癌癥，后來被CBS專門制作節目辟謠；一些人帶著奇形怪狀的透風面罩，在社交媒體發起了“反口罩運動”；咖啡館、超市等地因為佩戴口罩而發生的肢體沖突不斷升級，有些人甚至因此喪命。

     在未來，如果不能實事求是對待疫情，美國恐怕很難擺脫“口罩困境”。令人深感擔憂和需要警惕的是，由于美國牢牢掌握著極為強大的國際話語權，往往能把“事故”說成“故事”，不停為自己臉上貼金，也吸引了不少忠實粉絲，“口罩困境”或許還會成為其他國家的治理困境。（作者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學者、中國政治學會青年工作專業委員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