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加南·德·布里特斯·菲格雷多（Alexandre Ganan de Brites Figueiredo）

何廣思（Gustavo Alejandro Girado）

　　隨著“全球南方”的影響力逐漸增強，這一概念備受關注，相關討論熱度提升，正確認識“全球南方”顯得尤為重要。為此，本報記者采訪了巴西圣保羅大學經濟學系客座教授亞歷山大·加南·德·布里特斯·菲格雷多（Alexandre Ganan de Brites Figueiredo）與阿根廷拉努斯國立大學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教授、第十四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獲得者何廣思（Gustavo Alejandro Girado），探討了“全球南方”的具體內涵、“全球南方”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中國與“全球南方”的關系、“全球南方”相關學術發展等問題。

　　由邊緣走向中心的“全球南方”

　　盡管“全球南方”一詞頻繁出現在大眾視野，但其定義尚未完全統一。何廣思告訴記者，從地理位置看，“全球南方”指位于赤道以南的國家。然而，人們經常聽到位于北半球的國家在政治、經濟或其他國際事務中加入“全球南方”陣營。因此，“全球南方”與其說是對世界地理的描述，倒不如說是一個政治概念。“全球南方”這一術語在外交領域中被廣泛使用，是因為與其他可能帶有貶義或歧視性的術語相比，“全球南方”更加妥當、中性。

　　在冷戰期間，那些不與美國或蘇聯結盟的國家被稱為“第三世界國家”。1955年4月，來自29個亞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代表團在印度尼西亞召開了萬隆會議。何廣思表示，不難看出，這兩大歷史進程之間存在著某種政治聯系，一項始于不結盟運動，而另一項始于“全球南方”的崛起。他認為，一些來自“全球北方”的媒體和作者正在為“全球南方”下定義，他們從自身利益出發，雖將中國劃入“全球南方”陣營，但卻凸顯中國與欠發達國家的關系，以便指責中國試圖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爭奪領導地位。

　　菲格雷多在采訪中介紹了藝術領域南北視角轉變的開始。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烏拉圭藝術家華金·托雷斯-加西亞（Joaquín Torres-García）以與傳統制圖方向相反的方式繪制了南美洲地圖。他曾說，“我們的北方就是南方，于我們而言應當不存在北方，除非其站在了南方的對立面”，“這種視角修正十分必要，現在我們知道自己到底處在什么位置”。加西亞從藝術角度出發，窺見了改變南北方視角的必要性。在這一觀點中，“南方”并不是一個地理范疇，人們需要在經濟發展、文化、語言、傳統等層面將“南方”帶到國際體系的中心，換句話說，“南方”將成為新的“北方”。

　　菲格雷多表示，許多“全球南方”國家都位于南半球，被殖民體系剝削了數百年的人民要求擁有更多話語權。因此，一般而言，“全球南方”指遭受到暴力、殖民主義和工業擴張負面影響的國家，他們在今天的經濟發展中依然面臨著這樣的挑戰。然而，“全球北方”國家的認識論占據全球主導地位，諸多國際制度由處于北方的少數經濟體制定，他們將全球的財富、創新技術等資源集中于“全球北方”。

　　“全球南方”由處于這一體系邊緣位置的國家組成。他們各不相同，位于不同的大陸，有不同的語言，面臨著不同的問題，多元化是其突出特點，這些國家具有較強的凝聚力。在“全球南方”，尊重自決、尊重每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對于在“全球南方”國家之間建立平等關系來說至關重要。菲格雷多指出，需要克服南北關系的不平等模式，因為這種模式下的思想認為某些人、某些文化處于更加優越的地位。

　　菲格雷多補充到，必須明確“全球南方”概念與“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等概念存在本質差異。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需要確定“新興”和“發展中”的含義，與之分別對應的是“成熟”和“發達”。“全球南方”概念關涉地緣政治、社會、歷史和經濟地位，包含自己的認識論，人們需要在這一概念下創造關于“全球南方”的發展理念和獨立主張。

　　和平與可持續發展是兩大主題

　　“全球南方”面臨著許多挑戰。菲格雷多認為，目前的主要挑戰是政治性挑戰。他表示，殖民體系和“全球南方”從外圍融入國際體系的歷史留下了沉重的痕跡，造成了尖銳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全球南方”需要協商制定共同議程，明確如何實現發展、增加就業與促進和平，從而提升相關國家在當前變局中的地位和話語權。為實現這一目標，“全球南方”國家應當協商一致、解決分歧，并從戰略角度克服不同經濟發展程度國家之間的合作障礙。

　　菲格雷多表示，要成功制定出這樣的議程，需要有充足而清晰的制度空間。他認為，當前的國際治理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很大程度上由美國主導的體系，有效權力空間比較封閉，難以滿足新興國家的需求。雅爾塔體系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創立了一系列發展和管理國際政治經濟事務的重要機構，其中一些成員國當時尚處于殖民斗爭時期。現在，當務之急是改革國際體系，使其更加民主化，能夠一視同仁地向所有國家開放。菲格雷多認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中國倡導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南美國家現有的區域一體化倡議，都可以服務于這一目標。“全球南方”應當為自己爭取更多表達空間，擁有更多話語權，為建設共同發展所需要的全球議程創造更好的條件。

　　何廣思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二戰后誕生的一些國際組織正在逐漸失去政治力量，其制度也難以繼續維系。這是因為，這些國際組織建立時所秉持的價值觀尚未涵蓋現今重要國家的價值觀和利益。在過去的80年里，世界運作的標準、模式和規范也均未充分考慮到中國、日本、韓國等東方國家的情況。如今，東方國家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并通過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盡管西方保守勢力對東方國家爭取更多話語權的行為持消極態度，但東方國家發起成立了自己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與制度框架，如上海合作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在國際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關于新一輪全球治理方案的國際討論正在興起。

　　事實證明，沒有克服不了的挑戰，菲格雷多表示，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例證。中國是一個克服了歷史挑戰、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取得巨大進步的國家，使自己站在了世界經濟的前沿。他還指出，雖然每個國家有自己的突出特點，但中國依然是相關專家學者需要仔細研究的案例。菲格雷多表示，要克服挑戰，有兩大主題對“全球南方”至關重要，即和平與可持續發展。他認為，只有和平才能帶來和諧的發展，才能讓各國共享發展成果。然而，“全球南方”的許多國家都曾遭受過戰爭的摧殘，至今仍是戰爭的受害者。戰爭摧毀了社會，阻礙了人類的全面發展。為了爭奪市場和利益，強權國家發起戰爭，矛盾的中心本身不在南方，受害者卻是“全球南方”國家。因此，建設一個和平的世界，包括改革多邊機構，應當在“全球南方”國家的議程中居于重要位置。

　　可持續發展對世界各國參與和國際合作提出了較高且必要的要求。菲格雷多表示，一方面，“全球北方”國家將“全球南方”視為“生態保護區”，那么經濟發展就必須讓位于環境保護，這就將環境保護的責任推給了“全球南方”國家，這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國家認為富裕的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造成了高污染，并通過這種方式確立了當前的領導地位，因此，他們不愿以經濟社會發展為代價來解決污染問題。

　　這個問題在今天變得日益緊迫。在各項與氣候和能源問題相關的倡議中，“全球南方”國家面臨著共同的挑戰，即防止南方的資源被北方消耗殆盡，確保將這些寶貴的資源用于自身的發展。菲格雷多認為，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全球南方”國家必須團結起來，謹記地球上面積最大、對保護人類生命至關重要的森林位于南方，“全球南方”還富含世界向新能源過渡所必需的替代資源，如綠色氫氣。菲格雷多表示，這些資源既是“全球南方”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機會，也是“全球北方”大國覬覦的對象。“全球南方”可以借此踴躍參與國際談判，提倡可持續發展，為爭取所有國家的長期、有效發展而努力。

　　何廣思認為，“全球南方”努力將自身的發展與全球變革相關聯，并嘗試尋找合適的途徑和方式，以便在不受霸權干擾的情況下探討和謀求共同利益，推動南南合作走深走實。“全球南方”在需求方面有著廣泛的共同語言。“全球南方”在沒有舊霸權國家參與的情況下以自己的方式和視角來分析解決問題，這種可能性正是討論“全球南方”國家的需求、對未來世界的展望以及將在彼此間建立何種關系的基礎。

　　中國為“全球南方”注入蓬勃活力

　　中國是“全球南方”的一員，是“全球南方”國家中最大的經濟體，在克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難方面功不可沒。何廣思表示，中國在促進“全球南方”國家建立牢固的全球伙伴關系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是因為，中國作為全球最有活力的經濟體之一，不斷向與之相關聯的經濟體注入蓬勃活力。

　　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是一條應對共同挑戰的道路。菲格雷多在采訪中強調，這不僅得益于中國經濟規模宏大，是許多“全球南方”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更得益于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菲格雷多表示，這深刻表明，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反對任何形式的外來干涉，反對以強凌弱。他說，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干涉主義的國家。此外，經濟史研究表明，每當中國繁榮發展時，世界往往也隨之繁榮發展。換句話說，中國的經濟增長能為世界帶來機遇。

　　菲格雷多認為，中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國際關系提供了新的范例。相關合作項目規模宏大，包括橫跨亞洲并通往西歐的公路和鐵路、支持海運網絡的港口、石油管道、機場等工程，推動了全球貨物和人員運輸的基礎設施網絡建設，也促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關系到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方方面面。菲格雷多指出，有人將其稱為“中國的馬歇爾計劃”，然而這樣的比較無效且錯誤。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堅持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馬歇爾計劃”的結果是締結軍事聯盟條約《北大西洋公約》，成立北約組織。二者完全不同。

　　菲格雷多表示，有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經驗和金磚國家等國際合作機制，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多邊合作機制，“全球南方”的前景非常光明。中國一向追求和平、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中國在“全球南方”的積極作為有助于以“南方模式”應對新的全球挑戰。他相信，在這種新模式下出現的經濟聯系會日益鞏固。

　　何廣思表示，中國與“全球南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區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關系不僅體現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在全球貿易舞臺上，中國既是重要的商品和技術供應方，也是構成發展中國家典型“出口籃子”中大部分產品的需求方。一些“全球北方”國家著眼于自己眼前的利益，任意利用資源，漠視環保管控措施，導致全球氣候變化加劇，臭氧層更加稀薄，并引發了復雜的社會與環境負面后果，嚴重阻礙“全球南方”的發展。中國對全球氣候治理的堅定承諾，以及在綠色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術優勢地位，推進了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共贏。

　　知識積累助力“全球南方”交流

　　學術界在“全球南方”的發展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菲格雷多告訴記者，學術界主要的貢獻在于積極開展“全球南方”相關研究，并從“全球南方”角度出發看待問題。例如，學術研究成果幫助人們認識到“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歷史聯系，這些國家或多或少都是“全球北方”殖民主義和工業文明無序擴張的受害者。相似的歷史經歷影響了社會、經濟情況甚至地區邊界。因此，盡管各國之間存在差異，但團結的力量大于分裂的動因。

　　何廣思在采訪中談到了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差異。他認為，中國與“全球南方”的一些重要成員尤其是拉美國家之間存在著不小的文化距離。現在，雙邊貿易更加重要，交叉投資與往來形式更加豐富。同理，文化隔閡也需要隨著雙邊關系的成熟而減少。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在雙邊“全球南方”的投資已經達到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規模。中國與其他“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促進了文化交流與融合，同時也使得各國之間的文化差異更加凸顯。正確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與歷史差異，以及這些因素可能對各國未來發展產生的影響，是破除交流障礙、推進跨文化交流合作的第一步。中國需要與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建立新的溝通協作橋梁，并鞏固已有的橋梁，以不斷提升合作效果。在何廣思看來，目前，中國和南高加索地區對彼此在文化、歷史和經濟層面差異的認識已經較為深刻，“理解缺口”也相對較小。中國與非洲和拉美國家已經建立了文化和物質層面的互聯互通渠道，通過更多的時間和努力，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認識這些差異。

　　如果沒有一定的知識積累，“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交流交往可能會受到削弱。“全球南方”取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構建新的國際關系范式。既有的經濟與政治聯系需要得到不斷深化，學術聯系也是如此。菲格雷多表示，需要加強研究機構之間的紐帶作用，在學術領域建立更多伙伴關系。特別是，與“全球北方”國家的學術機構相比，“全球南方”學術機構之間的聯系仍然相對薄弱。他提到，以巴西為例，中國是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然而巴西學術機構較少開設針對中國的研究項目。雖貿易往來密切，對彼此仍然知之不多，“全球南方”的學術研究機構需要重視這一問題。

　　在菲格雷多看來，“全球南方”國家需要更多地了解彼此，因此，需要更多地開展研究項目和學術會議，在教學和研究機構之間建立更多聯系，給予“全球南方”相關議程更多關注，產出更多以“全球南方”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出版物。這些都將是“全球南方”學術領域的重要議程。